Tuesday, April 26, 2005

緝兇行動

上星期在網路上看了公共電視播放的紀錄片「九命人」﹝吳米森導演﹞,公視長期關注教育改革議題,但製作的紀錄片良莠不齊,「九命人」算是我覺得還滿值得一看的一部,因為它提供的是關注的溫度,而不僅僅是某種意識形態的傳銷,觀眾可以在其中聽到被體罰的學生、體罰學生的老師、不體罰學生的老師、以及學校相關行政人員與家長的聲音。「九命人」是一部眾聲喧嘩的作品,每個人都可以從中找到與自己相近的頻道,思索自己與體罰這件事情的關係。

我也是在體罰文化中長大的,只是我看別人挨打的經驗比自己被打的經驗多很多。國中小學九年,我認識的同學中情節最嚴重的一位不過是小六時跟了校外不良份子混,後來畢業前夕出了事,沒能出席畢業典禮,其次就是小六畢業前那段時間,會看到其他班級有群人整天不上課在學校裡頭閒晃,也沒人敢管,學校睜隻眼閉隻眼等著這幫人畢業成為隔壁國中的燙手山芋,在我身邊沒有什麼造反事件,大家至多只是陽奉陰違;國中跨越學區就讀一所私立學校,在女生班,大家更是「安分守己」,所以老師打人往往只有考試成績一個原因;我是小時了了的孩子,被打到的機會不多,因為老師往往是以我們幾個排名比較前頭的學生考出來的成績作為開打的「上標」。我不知道別人挨打的心情如何,少一分打一下,那一下一下是否真能幫助他們在下回的表現中掙回一分一分?不過看著同學挨打,也並不會是事不關己,一板一板之間積累出我年少的許多困惑。

但是說到最讓我「刻骨銘心」的處罰事件,並不是老師打人,而是更殺人不見血的「心理戰」,因為這個經驗,我發現「九命人」中陳生慶口述那個如果每個人可以有殺掉一個人的配額那故事在我身上找著了呼應的元素,但陳說的那個故事其實是個很可怕的故事,心裡頭傳來的那陣呼應,讓我背脊一寒。

小學時,我碰到過一位女導師,她除了自己在家補習,會先洩漏考試題目給補習的同學練習之外,﹝那時我們全班只有不到十個人沒去老師家補習吧,我是其中之一。很多平時成績不錯的同學也都去補,也許有點不好意思不去一類的原因。﹞最誇張的一件事情就是她在教室佈置出的排場。那時老師的辦公桌一向在教室前方、黑板旁邊;每間教室都有這樣一張桌對吧?我們導師的辦公桌旁卻還多了好多東西,我記得的有收音機﹝可以放卡帶的那種﹞、咖啡壺、電燉鍋,其他還有一些有的沒的吧,反正整個環境就是佈置得很舒適。我最記得的是,常常,老師在台上講課,我們在台下聽課,整個教室瀰漫著燉鍋的香氣,因為老師不只燉給自己吃,她還會邀隔幾個班外的另一位男老師一起過來享用,一鍋剛好!跟這個比起來,下課聞到老師在煮咖啡的香味或者聽到悠悠樂聲那真的不算什麼,特別又若是在上午第四堂課,上到後來,你其實分不太清楚老師的講課跟燉雞的味道那個比較吸引人。

後來有天老師將那些「家私」收了起來,挑了個課上時間跟全班訓話,她說,有人跟校長告密,校長沒有指出是那一班,只提到有家長跟他反映,他覺得這樣不大妥當;接著老師就說,雖然校長沒有指明是那一班,但很明顯就是我們班的家長去說的,「到底是誰?」她眼睛犀利地掃過全班每一個人,憤怒地說:「你們有意見可以跟我反映,需要一狀告到校長那邊去讓老師難看嗎?」老師一直追問到底是誰幹的好事。

沒人承認,老師大怒,對全班撂下話說:「敢作不敢當是嗎?我就不信揪不出你來!」後來她果然著手調查,開始依據她的判斷,分批約談同學,利用導師的特權在大家去上體育課等藝能課時,將部份同學留在教室「審問」。輪到我被審的時候她心中已經有了幾個「嫌犯」,她只是跟我說,老師多辛苦多辛苦多辛苦,為了這個班為了大家如何如何付出,「難道煮個紅豆湯來吃是個天大的過錯嗎?」同學為什麼要這樣對她?她只是對我動之以情,一再強調她已經把握到一些證據,希望我也能合作幫她抓到那個害群之馬。我靜靜地聽完老師的訓話,想著不知道她對其他人是不是也這麼說?事件發生之後,班上的氣氛跟著老師的歇斯底里開始變得詭譎安靜起來,沒有人會跟另一個人提起這件事情。

沒多久,老師在課堂上對大家宣佈「破案」,她對著一位平時很文靜、功課還不錯的女同學說:「老師對妳非常灰心,敢說為什麼不敢認呢?」嚇得那位女同學不知所措地哭了起來,我們沒有人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大家只能裝作視而不見,也許慶幸事情終於告一段落。有的人很快忘記發生過這樣的事,可是我卻一直記得。

陳生慶在片子中說的一段話,讓我特別有所感觸;他說,很多人也許會問他那又怎麼樣呢?他現在看起來不是也好好的嗎?時光是不能倒流的,我們也許永遠也無法對「到底這些abuse在我們身上造成什麼樣的影響?」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可是他說﹝而我同意﹞,他覺得自己很多的創意與勇氣就這麼被抹殺掉了。如果沒有發生這些事,我們也許都有機會成為一個更有創意、更為勇敢的自己。

當年沒有人告訴我,老師是不可以這麼對學生的,沒有人指引我逃出教室的方向,沒有人為我們奮戰到底,站在我們面前對傷害我們的老師說:「妳這麼作,就是不對!」校長知道,他有沒有真正過問?沒有。告狀的家長知道,他有沒有關切事情後續的發展如何?也許有,我不知道。我們看著這些站在我們面前的大人,期許自己將來要跟他們不一樣;我不知道現在的我們是不是真的比起他們來得勇敢一些,我們所作的許多事情,很多時候也不過就是對於那個過去的自己所生的不捨,就像陳生慶以及其他一些年輕人在片子裡頭所說,我們somehow覺得自己有必要站出來說,那是我們當年站在學生那個位置時一直企盼卻始終不見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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